相反，佛教的极乐彼世由于太消极而不能为此目的服务。

[73]《续焚书》，第113页。曰：你是第几尊？曰：我是第一尊。

[100] 《续焚书》，第105页。他抱病编写《法华经》讲义，抄录前辈禅师的好诗好偈，集成长达数百页的《释子须知》。之所以如此，是由于以其学术赤裸裸地被政治权威所绑架的粗暴行径，它乃为中国历史上所上演的一场鲜有的学术闹剧，以致于人们毫不怀疑，即使李贽九泉之下有知的话，这位思想的独行者也会为之啼笑皆非的。后者在他给其心迩意密的女弟子澹然的信中表露无遗。[94] 《续焚书》，第75页。

也就是说，同为对身道的积极肯定，同为一种根身性的理论，但正如古人所谓食色，性也，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指明的那样，也正如《周易》从其身道中为我们区分出需卦的饮食之道与咸卦的夫妇之道那样，身有饮食之身与男女之身之辨。在这个时代，道学家们高谈阔论着儒家的仁义之道，实际上却以猎取富贵为安身立命之资。中国提软实力并不一定合适，一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太弱，比美国、欧洲或者日本都要弱很多，甚至美国一个局部地区的软实力都比我们强。

这种启蒙心态不仅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，它还孕育了市场经济、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。因为这是一种侵略、一种征服。如果没有这些发展，我想现在大陆的儒学就不能发展得这么热络。对话最重要的基础是容忍，从容忍开始，并有承认，即接受对方的存在是不可消解的。

比如说西方对自由的重视，但也必须重视正义，伊斯兰世界就以为正义比自由更重要。现在他们刚开始比照中国，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反思。

因为宋明儒学在西方叫Neo-Confucianism。那时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对他的一些观点也非常认同。但是像亨廷顿他们所提出的观点，在西方学术界不少学者看来，也是非常狭隘而且非常肤浅的提法。卡普洛就说过，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同时是一个佛教徒，一个佛教徒能不能同时是一个基督徒？像天主教的有些教士在修道院和佛教禅宗弟子一起打坐、一起静坐。

他所想到的和亨廷顿想到的是一样的，儒家的权威主义、裙带关系、没有透明度、官商勾结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。所以，我认为儒家可能在此一世纪发展出一个宽广的人文精神，可以针对启蒙提出新观点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与佛教的交流就不可能发展出宋明儒学。一种是全盘的接受，中国就是一个代表。

一打开电脑，90%以上的信息都必须要抛弃，不然就找不到想要的数据。传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它有很多阴暗面，但是我们在面对传统的时候，不应该持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。

当我们把这四个向度变成两个向度，就是古今之争、中西之争的问题，再把这两个向度集中到一点，就是如何全盘西化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又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长期血战，这是他们不能容忍，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，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对方，而现在感觉消灭办不到，就勉强承认对方的存在，这已是一大进步，但还没有达到相互尊重。

你说伊斯兰世界就一定起不来？现在我们认为非洲一无是处，但是50年以后非洲会成为什么样？这些都很难说，所以我们称之为多元现代性。第二是研究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，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问题意识。但是他们静坐的形式是一样的，逐渐，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，觉得越来越能够沟通，这与没有静坐经验的人是很不一样的。和希腊哲学大不相同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真理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，如果不是精英就不会知道，有的时候只有三五人知道。这在宗教里面有没有可能？在中国传统里面，这根本不成问题，韩国、越南和日本也没有问题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自由是唯一需要推动的，但后来他们发现，自由不是可以涵盖一切的，还必须有责任。

这个研究计划至少需要三年准备时间才能起步，而且需要大家齐心协力，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。这个值得考虑，这和我要对启蒙进行反思是一样的，假如有这种可能，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儒家传统和东亚的现代性有什么关系？韦伯的命题实际上非常简单，他所说的是根源性的问题，是讲发生学的，即某一现象是怎么来的？另外，这个东西出来以后，通过模仿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展。

可以说，大陆解放以后有大陆的儒家。据我们了解，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，像利玛窦他们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，而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内部也是波澜壮阔的，不必说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和吴宗周这些人了。

我在日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后曾经问过丹尼尔·贝尔，西方之外有没有现代主义？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，他说当然有，有无数的可能，但是每一种可能都是灾难性的。只有差异的存在，互相学习才变得更有意义。

所以，对话不是借这个机会来使对方改变他的信仰，这方面最糟糕的例子就是以前的十字军东征。但是也有努力使它融合的。西方有一个优点，他们有一批学者，可以说是西方最好的学者，特别重视对传统及近现代思想家的反思，反思康德、反思福柯，每个人都成为反思的对象，但是他们反思的语境基本上都是欧洲中心论。再进一步说，我们需要有相当深层的自我反思、自我批判

如果要进一步发展，就应该有一种平等互惠的对话，或者叫核心价值的对话。但是也有努力使它融合的。

传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它有很多阴暗面，但是我们在面对传统的时候，不应该持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。当时的中国，在伊斯兰教方面也出现了几位大师，如马德新、王岱舆，还有刘智。

我们本来就弱，这么一比，我们就没什么民族自尊可谈了，结果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。这中间涉及到另一个问题，就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。

那么，西方的自由、理性、法治、人权和人的尊严这些核心价值，能否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进行对话呢？具体而言就是关于对正义的理解、对责任的理解、对社会和谐的理解这些方面。对话最重要的基础是容忍，从容忍开始，并有承认，即接受对方的存在是不可消解的。只有尊重，才可以互相参照，有了参照才能互相学习。有很多从西方发展出来的价值，比如人权，已经成为普世价值，但是在东亚乃至亚洲社会发展出来的，也可能是普世价值，儒学就是一个例子，虽然是否能成功尚不知道。

又比如，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是一枝独秀，儒家的发展，一直是与其他传统有很多碰撞与交流，这也是一种对话。艾森斯塔特认为，反现代性还是属于现代性，都离不开现代性，它的范围非常大。

因为宋明儒学在西方叫Neo-Confucianism。我的想法就是从儒家的立场来反思西方的启蒙心态。

对这个观点，很多学者认为过分乐观，不现实，是理想乃至空想。我相信如果没有人生阅历，体认之知即不可能，倒不是说年纪大一点就更聪明，随着计算机和信息工程的发展，年纪越大可能越糟糕。